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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古浪县土门镇

100次浏览发布时间：2024-12-13 10:23:56

土门，历史上最早叫揟次，是西汉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置县时的县名，属武威郡。王莽时期曾称播德，东汉复称揟次，北周（557年）并入昌松，先后设县近680年。明初叫做哨马营，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改为土门沿用至今。

缘水得名因土播德

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苍松县注云:“南山松陕(音峡)水所出，北至揟次入海”。由此得知，汉揟次县城在今古浪县城以北，有学者研究发现，在土门镇之王小庄，出土有汉脚器片及碎砖块，附近有几处汉墓群在其周围，治所应当就在这里。至于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县名，经查有关资料，古揟次之意是：揟，取水沮也。沮，《正韵》：“止也，遏也，坏也。”今译揟之意是：克敌不用众多步卒，而以水阻遏。次，《礼记·檀弓上》注，次：舍也。今译次的意思是：长期驻军的地方。这样看来，揟次就是以水设防并长期驻军的地方。那么，这里的水又指的是哪里？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揟次县设在一个水湖或河流之滨，是以水设防的军队驻地。然而，王莽篡汉后揟次被称作播德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从字面看，播德者，施行德泽也，但用在地名上其实另有一层含义。王莽更改地名是全国性的，原因是他篡权后，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，不仅通过改地名否定前朝，而且采用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，颠覆了汉朝以前诸代的德性，把古代沿袭下来的以五行相克附会王朝命运说，他的政权便成为土德，既等同黄帝之德，又顺承汉家江山。

汉唐时期，河西先后有过两次兴盛，揟次处在走廊要冲，是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但，到唐广德二年（764年），那时并县于昌松，全境被吐蕃占领，之后虽然名为北宋西凉府属地，实际上由吐蕃自置官吏统治，及至后来的五代更替、西夏割据，这块土地同整个河西一起游离于唐朝中期和五代、大宋四百六十多年。南宋宝庆二年（1226年），成吉思汗出征西夏，蒙古铁骑横扫河西的时候，这里被蒙古人占领并进入元代。元代对甘肃的社会经济破坏很大。人民除被杀掠，多逃亡流徙，田地荒芜，道馑相望，元末古浪（当时称和戎巡检司）已是“居人逃散，和戎境虚”。直到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，被统一于大明版图。

再次移民实行屯田

明朝初期，再次移民河西，复又实行屯田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朝廷命令在“甘州、凉州等卫屯田，岁谷种外，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，给守城军士”，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。与此同时，在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至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的45年里，先后从山西移民18批次，涉及全国500多个县，古浪为其中之一。据《明史》、《明实录》记载：晋王朱棡多次带山西军出塞外筑城屯田，其中“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正月，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人往塞北筑城屯田。”塞北即长城以北地区，包括“扒里、扒沙、暖泉、哨马营等处，且屯且耕，以拓疆土”。我以为明朝的古浪移民即属这一批次，距今已有618年，那句流传在当地的骂人话“春伐军”便是证言。这里所说的哨马营，应当说源于“山西马步官军”，即明清时期的土门。哨马即探马，哨马营就是负责巡逻、警戒之骑兵驻扎的营盘。那时的营与屯、堡，都是屯垦的兵营称呼，也就是一个军事称谓，与当时的边关形势与实际作用完全匹配。明正统三年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巡抚罗亨信奉朝廷之命，督战甘肃左副总兵都督蒋贵等率兵攻打狼山(今内蒙古包头西北)、兀鲁乃池（可能就是休屠泽），挫败进犯之敌，使西陲暂时得以安宁，班师回京途中，在古浪办了一件大事：改哨马营为土门，奏设古浪守御千户所。

守御千户所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“卫所制”的基层组织，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兵营组织。战争时期，则临时充军从征调发；和平年代，则归还卫所耕地种田。屯田耕作收获所得用来供给军户的生活和正军之所需。古浪设守御千户所相对晚一点，它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形势的发展而决定的，是卫所制下进行的机构调整。因为明朝经过六、七十年的移民和军屯，当时古浪的人口已经超过千户，具备了设置千户所的条件。同时，千户所的设置，也是整饬屯田中出现的舞弊行为之需要。设所既有军事防御的作用，又有统领屯田的功能。从那时起，古浪山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持续垦荒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正统时古浪守御千户所有兵役1120人，下辖五堡，共1220户、3026人。如此算来，除去兵役，即使土门占全所五分之一，也只有600人左右，况且这里当时是一个军事机构，居民应当大都散居于此。对于这样一个小地方，如果是迁徙人口大多来自外地某一村落，迁入地沿袭迁出地确定地名是很有可能的；然而史书却偏偏记载这个地名是由朝廷重臣命名的，这就不得不使人觉得蹊跷。那么，这位巡抚大人为什么要把这儿称作土门呢？可以有多种猜测，譬如移民旧地说、地理特征说等，反正没有文字记载，想象空间很大，那我再臆造一种猜想：可能是罗亨信巡抚大人打了胜仗，兴致勃勃地从蒙古属地返回大明国土，途经这块富庶之地，由此进入了汉族大明王土之门，也就是前述德性的土德之门，便欣然命名。

废哨马营招鞑虏祸

洪武初年，河西各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统领，驻地先设在庄浪（今永登），后移至甘州，统领十六卫、所。当时的防御设施，一是修筑长城（为区别秦长城，时称“边墙”）。二是增设烽墩。正德年间（1506—1521年），朝廷采纳李璞的建议，在河西修筑了许多烽墩，包括古浪境内现存的一些烽墩，大致都是那时候修的。这些防御工事的建成，并未完全阻挡蒙古军的入侵。从大范围讲，明朝一度战乱频仍，“甘、肃尤遭焚掠”，不少地方“庐舍已空，有土无人”，社会萧条，经济凋敝，河西再度衰落。从小范围讲，罗亨信废了哨马营似乎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，那就是军事机构撤除之后，虽然在古浪设了守御千户所，一度还在双塔而不是土门和大靖设有守御所，两所并存，但这些军事机构主要抵御了番邦，远离防御蒙古人的前哨，却给不服亡国的蒙元后裔即河套地区的鞑靼以可乘之机。在废了哨马营七十多年后，于明正德五年(1510年)，蒙古人卷土重来，逼近古浪驻牧劫掠，自正德七年至万历二十六年，鞑虏以假牧为名，长期侵扰，“窃据肆螫不已”，以致全县人口锐减，到嘉靖年间只剩310户、671人，几乎再度“境虚”。鞑虏入侵包括土门在内的古浪北部川滩地区和中部丘陵、浅山一带游牧，先后达八十七年之久。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放火烧山和堵塞泉眼的对策，本想使入侵者“无水草可恃，不攻自退”，结果林木草原被毁，地表大部裸露，人为地造成了荒山秃岭。这一带的人民为了躲避战乱，拖儿带女向南部山区逃徙，为求生存，又不得不毁林开荒种地，伐木建宅煮饭。入侵者为了掠夺粮食、牲畜、财物，经常派骑兵出击，山区人民为了防御，在各山岭的制高点修筑哨墩，发现漠北骑兵入侵，便燃放烟火报警，居民们逃入山林，入侵者无所收获则举火焚林。这段历史，对土门的生态环境来讲是毁灭性的。那些因防御筑墩、放火烧荒而取名的墩子岭、墩子顶、墩子屲、火烧岭、火烧沟、火烧屲等，一直沿用至今，便是历史见证。

以上资料显示，从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至万历二十六年的160多年里，斯地战事频繁，兵燹成灾，人烟稀少，经济凋敝。无论何种原因，土门这个地名应当还是很有意义的，正如有人撰写楹联“土生万物，门纳千祥”那样，给予了它准确、高度的概括。不过，易名之后，人们一度对哨马营还是比较留恋的，直到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时间已经过去200多年，在古浪最早编篡的志书《凉镇志·古浪所》中，仍然把旧地名哨马营与新地名土门堡同时使用，一并载入史册，说明哨马营由军事机构演变的地名具有深远影响。

兴于明清伤于同治

土门第三次兴盛，起步于明朝末期，鼎盛于雍正乾隆。从国家层面看，自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驱逐鞑虏到明末的40多年，消除外患为土门兴盛奠定了基础，而从清顺治到同治年间的200多年，长时间稳定的社会大局则为土门兴盛创造了条件。尤其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河西又一次出现了兴盛局面。从经济结构看，乾隆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，土门因为土质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又处在河西走廊的物流要冲，自然便成了有名的商品集散地，其时“民户多于县城，地极膏腴，商务较县城为盛。”从建筑设施看，自有了明代的长城、城堡，紧接着便有了城堡门楼、钟楼、角楼，以及玉祖台、宝塔寺、三官庙等一批古建筑。到了清代，诸如罗汉楼、三教楼、灯山楼、魁星楼、文昌楼、财神楼、春秋阁、斗姆阁等40多座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，显示了土门在康乾盛世时代的再一次辉煌。从人口发展看，自嘉靖年间古浪全境只有300来户、600多人，发展到清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为6393户、65510人，人口增加了100多倍，自然增长加上商贾云集，估计当时土门应在1万多到2万人之间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重镇。

土门经济社会的变化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。在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这段时间，这里的居民除明初军屯移民的农耕老户外，以陕山为主、京津江浙湖广为辅的各地商人、匠人纷来沓至，成了土门的新户，不仅数量占了很大比例，而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观念、知识、技术、文化、习俗，并经过与原住户的逐步融合，产生了优化效应，使之人才辈出，经济繁荣，社会和谐，文明进步。然而，到底是什么因素致使土门走上了第三次兴盛？答案有三条：首先是国家太平、边关安宁，这是根本；其次是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这是基础；再次是商贸繁荣、种植特殊，这是关键。当时流行在土门、大靖一带的民谣说：“家家种洋烟，遍地罂花开。货郎担子埂子上转，偷上刮板鸦片换绸缎。”可见种植之多，商家之盛和雇工收烟之情景。民国时期，马步青接防统治凉州后，他不但不贯彻执行禁烟令，反而鼓励辖区五县（武、永、镇、古、平）扩种罂粟，以“烟亩罚款”为名，榨取钱财。这“盐、烟”二字，造就了土门一度时期的繁荣，创造了“要想挣银子，走趟大靖土门子”的神话，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。但是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尤其是大烟的种植，既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财富，也为吸食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大约占全县总人口5％的烟民陷入积贫积弱之中，直至解放以后彻底禁烟，才结束了种植罂粟一百多年的历史。

土门的繁荣，是被战争和天灾扼杀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同治二年至十二年（1863—1873年），陕甘回民掀起反清运动，起义军杨文治部（号称十八大营）万余人，驻扎裴家营堡达10年之久，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“丙寅七月，贼匪大至，民勇数万尽战，殁于土门黄花滩”。那场战乱导致土门人口急剧下降，不仅战死无数，而且许多商人撤离，使土门再一次走向萧条。后经过二十多年的逐渐恢复，不幸的是又发生了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的古浪大地震，致使全震区41471人死亡，许多民居和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损失。继而是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的大干旱、十八年（1929年）的大饥饿，出现了“人吃人、狗吃狗，鹰雀老鸦嗑石头”、“强壮者逃往他乡，老弱者死于沟壕”、“十室而七空”的悲惨局面，使古浪及其土门这个重镇遭到了沉重打击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这里仍然处在恢复阶段，记得那时每逢清明便在土门台子孤魂庙前的沙滩子设祭坛、焚骨殖、烧纸钱、奠米饭、办庙会，据说就是从同治年间遗留下来的习俗。因为那场战乱，无数民众战死沙场，抛尸荒野，几乎涉及到这里的每个家族，所以每逢鬼节便拾骨火化，以净化环境，悼念亡灵。

仰仗风水演绎故事

风水之术即相地之术，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，换言之，就是人们对生居死葬地理环境选择和处理。土门的风水，大到襟祁连、带河西、临瀚海、通丝路，小到三山（砚山、笔架山、鹅头山）高峙，七水（白石头河、马场河、白崖沟河、车路沟河、马石河、西石河、古浪河）环绕，四泉（黑泉、月牙泉、大泉、小泉）吐哺，五谷流香，可谓风水宝地。古代，这三山郁郁苍苍，七河淙淙涓涓，滋润着因水得名的揟次，一经西汉纳入版图，便以一县治所出现，400多年后，以一则传奇故事载入史册。据《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》称：“太宁元年（323年），有黄龙见于揟次之嘉泉。”张轨，十六国时前凉政权奠基人，其子张寔、张茂先后执政，因茂无嗣，便由侄子张骏继位文王，恰在此时，黄龙见于嘉泉。嘉泉，史上曾经还称作暖泉，即现在的泉脑。这个美丽的传说，给土门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，人们自然也就与风水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个传颂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奇闻，奇就奇在1971年当地群众在掏泉挖水的时候，水未挖出来却挖出了一丈多长的龙骨，应验了千秋之谜。在一个崇拜龙图腾的国度里，无论这个黄龙是恐龙化石还是别的什么，是传承皇位的计谋还是真有其事，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那就是地脉，就是风水。这个故事折射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，叙说着土门风水的应验典范，反映着当地民众的美好期盼。于是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人们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无尽的发挥想象，不断的充实内容，依山水命名了龙窝、砚山、笔架、墨泉；依信仰建造了清凉寺、龙王庙、玉祖台、罗汉楼、斗姆阁等一大批寺院庙观；依风水布局了“青龙穿甲东壁桥、辕门高挂七星剑”的主题建筑；依名胜归纳了“砚山叠翠、漪泉流饮、坝田犁雨、塔井牧云、河桥夜月、柏台春暮、平沙绿障、断边残雪等土门八景。这些都是民俗风水，也就是仰仗历史文化的根基，并由此演绎出了许许多多故事，如清凉寺的故事，天涝池的故事，落凤柏的故事，七星剑的故事，沙洲城的故事，王府营的故事等等，通过这些故事，一代又一代传承着民俗文化。